其中一位是程式設計師，現在在推特上班。
但在日子即將步上軌道時，一個即將結婚的八卦記者，開始追查大明星莎莉琳死前與馬男波傑克相處的真相。但他最後努力地想要獨立自主生活時，卻還是無法真正地跟母親和解，因為壞掉的人生已經壞掉了，無法重來。
這在電視劇中比較罕見。而八卦記者追查真相是理所當然的高潮，因為那是觀眾所期待的──即將毀掉波傑克，讓他經歷一個好萊塢明星式的毀滅或死亡，一如莎莉琳一樣的毀敗結果。凱洛琳公主是典型非明星的好萊塢從業人員，她想擺脫窮苦出身獲得名利，盡量不傷害人但也常導致事情惡化。好萊塢明星的自我其實無形中被這樣的人掌控，但反過來大明星又掌握了這些人的思想與行為，並形成了名利場的亂象。她是劇中真正最能貼近波傑克的人，但她卻無法親近波傑克，因為波傑克就像是她最想逃避的自我。
這個變動的過程，是相當反劇情高潮的，卻影射了美國好萊塢媒體內部各種態度與利益交換的「現實世界」的縮影。第六季後半段的重心並不在這個推理劇的細節上，反而是透過許多極為日常的場景，以緩慢的步調，讓全劇的主角們：凱洛琳公主、黛安阮、花生醬先生、陶德，跟波傑克，去整理六季以來的各種情感糾葛，由於所有人都是經歷各種冒險、混亂，全都想要過著安定的生活，但日子中的瑣事卻都在挑戰著他們人生。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
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
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a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新自由主義者堅持，由於通訊與交通科技快速發展，加速全球貿易與資本流通，加上接受英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更使得全球經濟整合成為無可避免且值得追求的目標。當時極端對立的陣營在捍衛資本主義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雙邊辯論中，沒有多少人對博蘭尼細緻且複雜的論證感到興趣。後冷戰時期的主要議題就是全球化。當時米塞斯與海耶克試圖重建自由市場理論在知識上的正當性，因為自由市場理論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大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風潮嚴重打擊。
尤其當我們試圖瞭解全球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所面臨的各項困境，本書更是不可或缺。米塞斯與海耶克短期間內並沒有什麼影響力。
隨著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當政，博蘭尼的社會主義觀點便成為問題，他也被迫辭職。自由市場學說認為，各國社會與全球經濟都應按自律性市場來規劃運行。
有些是基於民族、宗教、國家或地區認同而抗拒此事。世界各地的各種運動和理論家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批評全球化想造就的未來。然而，不論在此爭議上位處哪一邊，應該都能從《鉅變》一書獲益。博蘭尼在《奧地利經濟學人》週刊工作時，目睹一九二九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及一九三一年維也納信用銀行（Creditanstalt）破產，這些事件均導致大蕭條的出現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從一九三○年代中期到一九六○年代，認為政府應積極參與管理經濟事務的凱因斯派經濟觀念在西方各國當道。但是早在一九二○年代，博蘭尼就直接挑戰了米塞斯的論點，並將批判自由市場視為個人學術生涯的中心議題。
他在那裡與學生一起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問題，如貨幣、貿易及市場等。最後皮爾森也將博蘭尼在哥倫比亞大學上課時的講稿編成《人類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書。
在《鉅變》一書中，博蘭尼熟練地運用這些歷史資料以批評米塞斯及海耶克那些後來影響深遠的觀點。對於市場自由化的歷史，以及早期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幸後果，新自由主義者及其批評者均可從此書獲得更深層的理解。
由於獎助金的支助，他得以全力寫作。他到英國後，在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的社教課程擔任講師，在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開課。
本書的一項主要貢獻，也就是從制度面分析全球經濟，其實正是立基於博蘭尼本人的多重流亡經驗。」雖然博蘭尼對自己的故鄉匈牙利有深厚感情，但他超脫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並洞悉了侵略型態的民族主義如何受到一套特定的全球經濟架構所促進與支持。他從布達佩斯遷移到維也納，再搬到英國，接著又搬到美國，加上一股深刻的道德責任感，讓博蘭尼成為某種世界公民。他晚年時曾寫信給一位老友：「我的一生是『世界性』的人生，是屬於人類世界的人生……我的著作屬於亞洲，也屬於非洲，更屬於新人類。
但本書在一九四四年問世後不久，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加劇，因而掩蓋了博蘭尼理論貢獻的重要性。文：布洛克（Fred Block） 【導論】 某位知名經濟史學者在回顧過去幾十年間知識界對《鉅變》一書的反應以及此書產生的影響時，下了一個評語：「有些著作就是歷久彌堅。
《鉅變》是迄今為止對市場自由主義最嚴峻的批評。另外道爾頓（George Dalton）選編了博蘭尼先前出版的論文，包括《鉅變》的摘文，整合成為《原始、古代及現代經濟：卡爾．博蘭尼論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一書。
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尤其經歷一九九○年代初期冷戰終結，市場自由主義——不論我們稱之為柴契爾主義、雷根主義、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等——已壟斷全球政治。他與亞倫斯博格（Conrad M. Arensberg）和皮爾森（Harry W. Pearson）合編《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一書。
雖然本書出版於一九四○年代初期，但博蘭尼的影響與重要性卻與日俱增。周遭生活環境的改變，也讓他能整合自己論點中的不同理路。博蘭尼的生平與貢獻 卡爾．博蘭尼（一八八六─一九六四）生長於布達佩斯一個社會參與及智識成就均極為傑出的家庭。但二次大戰後，米塞斯與海耶克孜孜不倦地在美國與英國鼓吹自由市場，並直接影響到後來成名的追隨者如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有些則是對全球合作或協調抱持不同看法。其後他的學生將他這段時期寫的論文編輯成冊，由羅斯坦 （Abraham Rotstein）主編成《達荷美與奴隸貿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一書，於身後出版。
是以我們可說：隨著冷戰的終結，博蘭尼的成就才開始得到應有的重視。他死的時候被公認為新自由主義之父，激勵了柴契爾及雷根推動去管制、自由化及私有化等政策。
此時博蘭尼為了準備教課，便浸淫於英國社會史及經濟史的資料。一九二○年代博蘭尼在維也納的《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週刊擔任資深編輯，那是當時中歐最主要的經濟與金融期刊。